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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迅雷系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

关税加码背后的深层原因年初至今，美国对他国的进口关税税率不断加码，尽管关税政策朝令夕改，但税率则超乎想象地往上加。如美方近日公布的所谓“对等关税”方案，向所有贸易伙伴征收不同水平的关税，拟对中国加征34%关税，对欧盟、越南、中国台湾地区、日本、印度、韩国、泰国、瑞士、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柬埔寨等贸易伙伴征收20%到49%不等的关税，对任何贸易伙伴的最低对等税率也为10%。有研究机构统计结果表明，若该对等关税方案落地，叠加此前对个别国家加征的关税以及针对钢铁、铝和汽车等特定产品加征的关税，美国所有进口商品的实际关税税率将从2024年年底的2.3%升至26%左右，达到131年来的最高水平。其中今年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就达到54%，若加上2018年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水平，已经显著超过70%了，可谓骇人听闻。其规格已经大大超过了2018年的贸易战。近年来中国对美顺差的占比已下降

百年前的盈利模式还能持续百年吗？记得我在19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《百年前的盈利模式还能持续百年吗》，因为中国在19世纪初或更早的时候，就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，GDP总量最高时占全球三分之一左右，几乎对所有国家都是贸易顺差，其中对英国的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达到70%以上，且顺差最大，1830-1833年年均顺差261.5万两白银，这就成为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诱因。1765-1833年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状况（单位：白银/两）

如何应对——加快建立区域联盟随着关税战的升级，美国对中国的打压除了关税层面外，还将扩大对华遏制战略的范围，如过去已经在实施的科技封锁、投资限制和地缘政治封锁等举措。资料

全身心促消费：增量促稳，改革促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为55.6%，比当年全球平均水平低了17.4个百分点。这不仅明显低于一些发达经济体，与主要新兴经济体相比也有较大差距。这说明我国提升消费的空间还很大，但也要客观看待提振消费的难度。中国消费占GDP比例长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，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持续回落，这表明中国的消费内生动能不足。今年以来，我国高度重视提振消费。政府工作报告将“大力提振消费、提高投资效益，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”列为各项重点任务之首，“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”排在全方位扩大内需各项任务的最前面。上个月，中办和国办印发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，对提振消费进行全面部署。为了应对美国超预期加征关税及后续可能出现的关税报复升级，必须扩大内需，畅通内循环，尤其要通过大力度促消费来改善供需关系。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“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”，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提出，部署实施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，在目前出口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，出口部门的就业问题和收入问题或更加突出，出口不畅带来的产能过剩压力也将逐步体现出来。为此，需要及时采取应对方案，如对财政预算结构和支出规模再调整，增加财政支出中用于消费的比重，适度降低用于投资的比重，同时再增加赤字规模，用于惠民生、促消费。具体举措方面，是否可以再增加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，用于促消费？具体可以体现在发放失业补贴、对低收入者发放食品券，对已毕业但尚未找到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，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等。我国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只有25%左右，故存在较大的加杠杆空间。相比之下，美国联邦政府的杠杆率高达120%以上，且面临的财政危机正在加重，如三年美国到期国债规模有17万亿美元；去年四季度中日英三国大幅减持美债，目前国外持有的比例跌破24%。因此，当前的关税大战背后，实际上也是国家财政在比拼实力。在改革方面，主要是要优化存量。目前我国居民部门的银行存款高达157万亿元，高储蓄率是我国的居民部门的一大特色，这一方面与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偏高，偿债压力偏大有关，另一方面则与富裕阶层的消费意愿不足和投资收缩有关。因此，促消费可以分类对待，即对中低收入群体采取各种补贴、增加收入、增加养老金等举措；对富裕群体则提供更多的消费场景，鼓励消费，尤其在服务消费领域。消费不仅可以应对产能过剩，还可以带动就业，而扩大就业又能带动消费。故不能简单认为补贴都是一次性的，而忽视是其乘数效应。主要经济体居民可支配收入用于还本付息比例资料

应尽快择机实施有力度的降准降息从物价水平看，美国面临高通胀压力，在关税战升级的当下，美国通胀将继续走高，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认为，美国面临着高度不确定的前景，失业率上升和通胀率上升的风险都很高。美联储会评估政府政策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，观察经济行为，并以最能实现美联储使命目标的方式制定货币政策。言下之意就是当下不能降息，尽管美国衰退的概率在上升。在关税升级的同样背景下，我国与美国恰好相反，或将面临物价下行压力，降准降息有利于释放流动性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居民部门的贷款压力。在降息问题上，是否存在三大担忧：一是汇率稳定，二是银行净息差缩小，三是资金空转。但在高关税的情况下，主动实施汇率下调也是应对之策；当下防止发生金融系统性风险是首要任务，其他问题暂且搁置。因为任何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。对实体经济而言，高关税下，二季度以后的外贸订单会大幅下降，直接影响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盈利和就业，并有可能形成一定的连锁反应，如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。为了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，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资本市场，此刻更需要及时体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，既合情，也合理。即当下正是实施有力度降准降息的较佳时机，因为在关税战升级的情况下，包括美股在内的全球大部分股市在本周最后两天都出现了暴跌，我国股市同样面临由于外部环境恶化和剧变带来的系统性风险。